“轟轟烈烈搞素質教育,扎扎實實搞應試教育”,這是多年前教育界提倡素質教育時,段子中流行過的一句話。
如果將其中的素質教育、應試教育分別改為黨建、業(yè)務,是不是確切呢?“轟轟烈烈搞黨建”倒是不差,但“扎扎實實搞業(yè)務”就不盡合乎事實。
各單位每年檢討黨建工作,總有人喜歡說“存在重業(yè)務、輕黨務的傾向”。為什么大家總鐘情這樣的話,習慣于面不改色心不跳,甚至很有點雄赳赳氣昂昂地拿這樣的話來“檢討”呢?因為自信有了“重業(yè)務”的態(tài)度墊底,就如革命現(xiàn)代京劇《紅燈記》中李玉和“臨行喝媽一碗酒,渾身是膽雄赳赳”那句唱詞一樣,似乎只要重了業(yè)務,即使輕了黨務,那也只是量的問題,避免了被定性為質的問題。最終讓上級只能無奈地采取“伸手不打笑臉人”待之,類似“大家笑嘻嘻地稱他一聲‘花花公子’”(莫泊桑《我的叔叔于勒》中有這么一句------“在生活困難的人家,一個人要是逼得父母動老本,那就是壞蛋,就是流氓,就是無賴了。而在有錢的人家,一個人好玩樂無非算作糊涂荒唐,大家笑嘻嘻地稱他一聲‘花花公子’。”)。
仔細分析,其中,不排除有真不懂黨建對業(yè)務的領導和促進作用的真糊涂,可也更有“揣著明白”的“裝糊涂”。
推而廣之,為什么部分高校的思政課不受歡迎?其中無疑有思政課教員自身缺乏理想信念的問題。可如果只拿思政課老師說事,未免有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積薪”的“賣柑者言”味道。如果進一步追溯,更有高校的黨的書記,本身也黨性覺悟不高的深層次原因。
這樣的局面不僅僅存在于高校,還存在于部分基層黨校等單位。
而如果再繼續(xù)刨根問底,為什么高校的黨的書記、黨校的常務副校長等人,本身也黨性覺悟不高?
這么些年來,僅就筆者熟識的人中,就經常有在縣區(qū)任職一二把手的人,突然就調任當地某高校書記或黨校常務副校長之類。雖然職級未降,甚至反升,但大家都心知肚明,那多是繼續(xù)升職市級或更高級地方黨政機關無望,才勉強做的安排。即使職級上升,也只是“明升暗降”而已。被本著“玩具車用過后,收音機里還能接著用”意圖“安排”的人,從此怎能不有“船到碼頭車到站”的念頭?
如果說輕黨務的所謂“重業(yè)務”是對業(yè)務的“偽重視”,那么如此“外放式”安排高校黨組織書記、黨校常務副校長等職務,也是對全社會黨建工作的“偽重視”。如果不從根上解決這一問題,高校的思政課怎么可能為學生所喜聞樂見?黨校等單位的實際地位如何才能保證?
(作者單位:合肥市包河區(qū)總工會;來源:昆侖策網【原創(chuàng)】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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